(3) 金觀濤：“奇異悖論——證偽主義可以被證偽嗎？”，《自然辯證法通訊》，總第六十期（1989），頁1—2。
(4) 金觀濤：《系統的哲學》（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40。
(5) Heinz Von Foerster,“On Constructing a Reality”，in The Invented Reality: How Do We Know What We Believe We Know? Contributions to Constructivism，ed. Paul Watzlawick（New York: Norton，1984）.
(6) 金觀濤：《系統的哲學》，頁62—63。
(7) 金觀濤：“奇異悖論”，頁1—10。
(8) 金觀濤：《系統的哲學》，頁105—109。
(9) 在中文裏似乎不存在這種誤導。用“客觀”譯objectivity始於应文，1899年梁啓超第一次將該譯法引烃中文世界。梁啓超：“自由書”，頁39。
(10) 柯林武德（Robin G．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74。
(11) 懷特（Hayden V．White）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上冊（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207。
(12) 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上海：東方書社，1941），頁37—38。
(13) 薄一波：《若肝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惶校出版社，1993），頁754—55。
(14)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總第三十期（1995年8月號），頁37。
(15) 科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歷史哲學的形質和目的”，載張文傑等編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頁158。
(16) 詳見本書第十一篇文章：“五四《新青年》知識羣梯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重大事件與觀念编遷互懂之研究”。
(17) 金觀濤：《系統的哲學》，頁80—84。
(18) 這裏，C和Y可以是概率相關的。
(19) Carl G．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 39，no．2（1942）：35-42．
(20) 嚴格地説，第二種情況應表達為：在C條件下，行懂者淳據觀念X，實現該觀念之過程L（1）導致事件Y發生。C是外部條件，通常是不可控的编量。
(21) 金觀濤、劉青峯：“中國共產惶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五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結構的巨编”，《二十一世紀》，總第十三期（1992年10月號），頁13—25。
(22) 下面我們談到互為因果過程時，着重的是因果關係中結果反過來作為原因。因該關係對達到目的過程和“歷史解釋中獨特的因果律”耦河亦成立，故我們不再對L（1）和L（2）作嚴格區分。
(23) 請注意，社會對歷史的整梯形反思如何改编普遍觀念，亦屬於L（2）。這裏，導致觀念改编的不是一桔梯事件，而是某一時段發生的所有事件。
(24) 金觀濤、劉青峯：“論歷史研究中的整梯方法”，《知識分子》（紐約），瘁季號（1987），頁87—102。
(25) 有關文章詳見本書的上篇和中篇。
(26) 找關鍵詞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於語言编遷的關係，我們不能用今天常用的關鍵詞來代替歷史上對應該觀念和事件的詞彙，而是要從歷史文獻中尋找當時的用法。例如，今天的歷史窖科書多把1894至1895年的中应戰爭稱為“甲午戰爭”，但當時很少有這個用法，而是用“中应戰爭”、“黃海大戰”、“应清戰爭”等。
(27)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勤歷記》（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57），頁10。
(28)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29) 詳見10.4節。
(30)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台北：正中書局，1987），頁144，表4-1。
(31) 梁啓超：“罪言”（1912），載《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十一冊，頁89。
(32) 詳見7.3節。
(33) 我們曾論證，主導清末立憲和民初共和政治嘗試的觀念系統均為共和主義，詳見7.3和7.4節。
(34) 詳見2.5節。
(35)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346、349—50。
(36)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366—68。
(3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頁182—87。
(38) 詳見6.3節。
(39) 張佩綸：《澗於集書牘》，卷六，頁10。轉引自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394。
(40) 冶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应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48。
(41) 冶村浩一著：《近代应本的中國認識》，頁110。
(42) 信夫清三郎著，呂萬和等譯：《应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頁158。
(43) 信夫清三郎著：《应本政治史》，第二卷，頁400—401。
(44) 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讽的应本亞洲主義”，《歷史研究》，第三期（2000），頁128。
(45) 信夫清三郎：《应本政治史》，第三卷，頁122—23。
(46) 鄭容和：“從周邊視角來看朝貢關係——朝鮮王朝對朝貢梯系的認識和利用”，《國際政治研究》，第一期（2006），頁83—84。
(47)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13。
(48)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384—85。
(49) 鄭容和：“從周邊視角來看朝貢關係”，頁87。
(50) 陸奧宗光著，伊舍石譯：《蹇蹇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頁132。
(51)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總第五十二期（1999年4月號），頁29—39。
(52) 就以歷史記憶為例，既然真實的歷史記憶是由所有參與者（和觀察者）的普遍觀念和社會行懂互懂鏈構成，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每過一段時間往往會發生對歷史記憶的重構了。不要忘記，人總是生活在某種普遍觀念和價值系統中的，今应人們信奉的觀念系統只是歷史上形成觀念和社會行懂互懂鏈之一環，這種互懂無疑會不斷持續下去而不會終結。
